1973年3月的一天东信证券，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因一场小范围汇报而显得格外安静。上午十点，毛泽东同叶剑英边散步边谈军区干部轮换。叶剑英一句“换一换更利于指挥”得到肯定，这成为当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关键伏笔。
十年不到的中苏对峙，使东段边界不断传来枪声。莫斯科在外蒙和远东共集结了四十来个师，黑龙江冰面上坦克履带的轧痕隔三差五出现。北京判断：战争可能在突发中到来。为了让指挥员对陌生战区心里有底，中央考虑更换“座位”，让将领们迅速熟悉新的地形、道路、补给线。
同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对调方案。会中，他指着桌上的两只茶杯调了位置，说：“打起仗来，主副手也要随时换位。”邓小平会意地点了点头。随后，邓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并被提醒“柔中带刚，绵里藏针”。
对调方案一锤定音：李德生去沈阳，陈锡联赴北京，杨得志奔济南，曾思玉转武汉，许世友离开扎根十八年的南京，南下广州。命令22日电报下达，各军区三日内完成交接。
20日夜，中央在京西宾馆召集新老司令员座谈。气氛并不紧张，毛泽东忽然话锋一转：“诸位只讲武，还得懂点文，不读《红楼梦》，封建社会的门道摸不透。”他当场点名：“许世友！”
“到！”许世友脚跟一并，声音洪亮。毛泽东问：“读过几遍？”许答：“一遍。”主席摇头：“起码三遍。”紧接着，他背出《红楼梦》第一回石头记的长段落，厅里一时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
许世友当场红了脸。他过去确实笑过参谋爱翻《红楼梦》，说那是一部“吊膀子书”。那晚散会时东信证券，他低声对身边警卫说：“老子回去再啃。”
元旦前夕，许世友已在广州留园七号安顿。院子被他三下五除二改成菜圃、鸡舍、鱼池，人送外号“许家农场”。许世友忙完土里活便拿出一本32开的小字本《红楼梦》，可越看越吃力——年近花甲，右眼患白内障，左眼也时好时坏。
一天午饭后，他把秘书孙洪宪叫到窗边：“放大镜拿着手酸，你给我抄一部大字本，情节枝枝杈杈别删，脂批就免了，看不动。”一句话，秘书们的加班任务确定。
“抄”其实并不简单。孙洪宪参考了影印脂本、程高本，对照红学资料，把原文分章核对，再用五号字迹誊在宣纸上。每章后面空两页，供许世友做批注。抄完前八十回已是1974年4月，厚厚四大册，被同事打趣为“特供版《红楼梦》”。
许世友翻到宝玉初试云雨那一节，抬头问孙洪宪：“这里写得好，你怎么看？”秘书略一迟疑：“反封建精神从细节里透出来。”许世友“嗯”了一声，又低头用红笔画线。偶尔遇见读不懂的诗词，他会停下来，拿起电话请广州军区文化处的干事过来释义。院里鸽子扑棱声此起彼伏，他却听不见似的。
读书之外，他照旧清晨练拳，晚上巡菜地。鸡蛋个大壳厚，来求种蛋者络绎不绝。他立下规矩：孵小鸡免费取，想买回去做菜的一概拒绝。有人打趣：“首长，这才是真正的计划供应。”许世友咧嘴笑：“打仗也得先管饱肚子。”
1974年盛夏，广州湿热。许世友却坚持每晚在屋里点小灯看书，一坐两小时。笔记里出现许多生涩字句：大观园里的抄检风波，他圈了“政治斗争”四个字；史湘云醉卧芍药，他旁批“人情练达”；至于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他只写了一个“狠”。
许世友对外仍以“粗将军”形象示人，内部却乐于展示新收获。开党委会时，他突然合上文件，朗声念：“宝玉道：‘可知这样的媳妇老婆，我是不要的。’”让众参谋哭笑不得。军区一位作战参谋后来回忆：“老许那股子劲，像拿着勘界图研究敌军火力点。”
1975年春，孙洪宪把后四十回也抄完，附带装订成线装，封面印“留园钞本”。许世友看完第三遍后，在扉页写下八个字：文武当学，忠义为大。此后他才肯把书借给机关干部轮流阅读。
八十年代初，许世友调回南京休养，钞本随身带走，午后倚窗还能听见他用不甚标准的豫东口音背黛玉焚稿：“泪尽而逝，魂归离恨天。”警卫连小伙子私下议论：“打仗剽悍的人，读起书来一样痴迷。”
历史留下了一段戏剧性画面：毛泽东一句“要读三遍”，让一位惯于马革裹尸的猛将，拿起了放大镜，命人抄出一部特供《红楼梦》。军事与文学，在1970年代最紧张的备战岁月里，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一次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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