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烟草生产总量在经历提税后的短暂下降后逐年回升，2025 年烟草行业实现税利总额和财政总额均创历史新高。而作为戒烟主阵地之一的戒烟门诊，则长期处于"门可罗雀"的尴尬境地。
"一个门诊一年如果能接诊 150 例（平均两天多一例），已经算不错的了。这导致医院投入（人力、场地）与产出不匹配，医生缺乏积极性。"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表示。
当前我国吸烟率达 24.1%，烟民数量超过 2.8 亿。面对"健康中国 2030 "提出的吸烟率低于 20% 的目标，控烟任务依然艰巨。烟草经济贡献与公众健康投入之间，能否建立更直接的回馈机制？
烟草税提价控烟效果"短效"
国家烟草局信息显示，2025 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 16570 亿元，同比增长 3.5%；实现财政总额 15800 亿元，同比增长 2.3%。这一数字较 2015 年提税前的 1.1 万亿元增长近 45%。
世界卫生组织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将烟草税置于控烟策略的核心位置，其控烟效果已被全球证据充分证明：通过提高价格、降低可负担性，特别是阻止年轻人开始吸烟和促使现有吸烟者戒烟，是实现吸烟率下降最有力的经济杠杆。
据估计，全球烟草税每提高 50%，可产生超过 1000 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同时避免约 1100 万人因吸烟过早死亡。
中国作为《公约》缔约方，分别在 2009 年、2015 年和 2019 年调整烟草消费税，实行"价税联动"，推动卷烟零售价整体上涨。这也是中国成人吸烟率从 2015 年 27.7% 降至 2022 年 24.1% 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烟草产销层面，提税也曾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唯一的一次出现拐点就是在 2015 年，当年产量下降，2016 年继续下降。"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在分析数据时指出。然而，从 2017 年起，卷烟销量又逐步回升，"慢慢消耗掉了提税的效果"。
逐年上升的烟草产量在 2014 年达到最高峰，年产 26098 万箱。随着 2015 年烟草税再度提高，中国烟草产量首次下降至 25890 万箱。在连续三年下降后，2019 年产量再次攀升，至 2025 年已达 24703.9 万箱，较 2018 年最低点的 23375 万箱增加 1328.9 万箱。
"中国卷烟销量曾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明显下降，这直接证明提税提价对抑制烟草消费的即时效果。不过，由于经济上行与通货膨胀等因素，2018 年后卷烟可负担性逐渐回升，导致销量恢复增长。"郑榕表示，"要保持税收政策对控烟的长效作用，需建立定期评估机制，持续监测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变化趋势，一旦发现回升，就应及时调整税收政策，确保烟草消费始终处于受抑制状态。"
这也揭示出单纯依靠税价工具控烟的局限性，若无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其抑制效果会随时间被经济增长稀释。
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烟草税应占零售价的 75%。因此，郑榕表示，尽管中国在 2015 年提高烟草消费税，使其占零售价比重从 52% 升至 56%，理论上中国烟草制品的税率仍有上调空间。
此外，提高烟草税也能直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数据，烟草利税在 2014 年首次突破万亿后，2015 年因提税出现短期回调，随后恢复并稳步增长，从 2019 年突破 1.2 万亿，到 2024 年突破 1.6 万亿，增量显著。
戒烟门诊"冷清"背后
与烟草产量和利税攀升相比，作为控烟途径之一的戒烟门诊却显得冷清。
我国戒烟门诊的推广始于 2016 年的中央补助地方项目，初期曾有定额补贴。但随着补贴方式改为由地方自主分配的"因素法"，各省支持力度差异显著。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中国戒烟平台"小程序汇总，目前全国约有 2000 多家戒烟门诊在运作，但普遍生存状态堪忧。
"戒烟门诊在全国的情况可能都差不多，绝大部分没有什么人，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即便是做得最好的戒烟门诊，一年接诊也不超过 1000 人。其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公众普遍不认为吸烟是一种需要去医院的‘疾病’，这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就诊认知完全不同；第二，吸烟是成瘾性行为，让吸烟者产生并坚持戒烟意愿本身就非常困难。"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对第一财经表示。
与超过 3 亿的吸烟人群相比，戒烟门诊的服务供给显得杯水车薪。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戒烟率从 16.88% 上升到 22.65%，但仍低于全球 40% 的平均水平。过去 12 个月内试图戒烟的吸烟者比例从 14.37% 上升到 24.75%，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戒烟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16.10% 升至 2022 年的 21.61%，但在 2024 年下降至 16.07%。尽管戒烟服务网络不断扩展，其利用率仍显不足。对照世卫组织推荐的最佳实践，我国在戒烟费用覆盖方面仍有努力空间。
"很多人不认为吸烟是一种病，要激发其戒烟意愿就很难，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戒烟门诊可以提供协助。戒烟门诊不仅要设置，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宣传。"陈德表示。
实际上，由于投入产出比问题，对医疗机构而言，戒烟门诊"投入产出肯定不像其他科室"，在运行中也成为一种负担。
陈德算了一笔账：一套基础设备（如一氧化碳检测仪、尼古丁检测试剂盒）加上药物和人力，成本不菲，但患者寥寥，"对医院来说也是两难"。
对吸烟者而言，经济负担也是一大门槛。"药物目前是自费的，一个疗程差不多要一两千块钱。"陈德说。尽管专家多次呼吁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但至今未能实现。
"目前对上海的要求不是每家医院都必须开设，而是确保每个区至少有 1-2 家规范化门诊，能提供可靠服务即可。更重要的是通过社区和院内其他科室的筛查与转介，让这些门诊‘活’起来。"陈德表示。
据他介绍，上海将戒烟服务作为控烟的重要措施推进。目前全市有 49 家规范化戒烟门诊（名单动态更新），如中山、瑞金、同仁、奉贤区中心医院、普陀区中心医院等做得较好。但即便如此，除了少数积极运作的门诊，很多医院可能仅在呼吸科"挂名"设立戒烟门诊，主要精力仍用于诊治其他疾病，有戒烟需求者前来时才顺便给予指导。
针对当前困境，上海等地已开始探索整合医疗系统内的控烟力量。陈德介绍，当地正推动家庭医生在接诊时进行"吸烟问诊三步骤"：询问是否吸烟、说明吸烟危害、提供戒烟渠道指引。同时，在孕产妇建卡时鼓励家庭成员戒烟，并尝试在社区层面建立转诊机制。
"戒烟门诊单打独斗很难，必须通过更广泛的医生参与，把戒烟服务融入常规诊疗。"陈德强调。
控烟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目前对控烟的公共投入仍显薄弱。陈德透露，国家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支持各省戒烟门诊建设，"每个省大概有六七万块钱"，但"每个省也只能支持最多三家"。姜垣则指出，在部分省份，控烟经费甚至因拨款方式调整而缩减。
国际上有不少将"健康税"专款用于公共卫生的先例。郑榕介绍，全球约 30 多个国家将烟草税收入专项用于健康领域。她认为，中国当前强调"投资于人"，健康与教育应是重点，而健康领域恰恰缺乏如教育附加费那样的可持续筹资机制。
姜垣也提出具体建议，控烟工作需要专人持续推动，而这离不开稳定的经费支持。
在《"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全面推进控烟履约的背景下，如何让烟草税收更多反馈于人民健康，如何让戒烟服务更可及、更可持续，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系统性课题。从深化税价联动，到健全戒烟服务网络，再到探索税收健康反哺机制，中国控烟之路仍需政策创新、系统推进与社会共识的多重助力。
在政策层面，多位专家呼吁推动"烟草税收健康回馈"机制落地。郑榕认为，可借鉴国际经验，将部分烟草税收入定向用于公共卫生，支持戒烟服务、健康宣教和控烟执法。这不仅符合"健康中国"战略中"预防为主"的方针，也能体现税收政策的健康导向。
与此同时，姜垣强调，控烟宣传需进一步深化，这些都需要经费支持。"不是简单说‘吸烟有害健康’，而应该让公众知道吸烟的具体危害到底是什么。"她指出，我国公众对吸烟具体危害的认知仍不足，对二手烟可导致心脏病的知晓率在 19 国中位列倒数第一。因此，强化在烟包上印制警示图形、开展针对性科普，仍是紧迫任务。
(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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